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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当做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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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两赴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为着那条老街和老街上的涂敦堂。

  毛坦厂明清老街不算宽,但1300多米的长街两旁,是绵延着的明清建筑,街道路面的中间是青石板,留有独轮车常年碾压形成的凹槽,两边是鹅卵石以及其它不规则的石头铺就的路面。看着这些青砖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和灰色的小街路面,仿佛看见这里昔日的繁华与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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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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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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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和新


  老街建筑的外墙大多经历过修缮,但多数商铺门板都还保留着旧时的原貌。有趣的是,一副门板上还留有一扇小门,应该是出于闭店时的出行方便。过去在别处好像没有看到过,不知道是当初就如此,还是由后人所为。

  楹联文化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毛坦厂的一大特色。春节刚过,我游老街时就特别注意这里的春联。这里的许多春联摆脱了福财康安这类传统俗套的内容,更有书香味和文化气息,意境和书法堪称上乘,如“虹飞百尺桥,鹤舞千年树”“云卷千峰集,风吹万壑开”“读书写字种花草,听雨观云品酒茶”“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波平”等。老街的文化气息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那些公用设施的外箱不是裸露着,而是绘有美术图案,具有文艺味,如一幅类似毛坦厂老街的水墨画上,题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诗句。

  岁月沧桑,尽管极力修缮与保护,老街毕竟老了,甚至有些破败。狭窄、拥挤、没有卫浴等,生活很不方便,因而包括一些公房在内的约三分之二的房屋都关门闲置着,一些门板上还写有或贴有“学生出租”字样。其余有住户的人家也多是一些老年人,也有少量的中年人,基本不见年轻人。

  老街大多建筑是历史建筑,自然会留有历史的遗迹,包括“花垣墙巷”“南水井巷”“窟窿桥巷”等地名和“国营六安县物资局毛坦厂供**”“1958大食堂”等机构名,我特别关注的是涂宗瀛的涂敦堂。

  由于工作关系,我关注涂宗瀛“求我斋”多年。六安人涂宗瀛是晚清重要官员,也是晚清“理学中兴”潮流中的重要人物,他以“求我斋”为堂号的刻书处刻印了二十多种文献,包括晚清理学名臣、清官、霍山人吴廷栋《拙修集》在内的多种理学文献,但各种文献均无“求我斋”设于何处的信息。多年来,我一直没弄清楚“求我斋”设于何处,感觉好像涂宗瀛在金陵任事和居住时,“求我斋”似乎也设在金陵,但也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述。我曾请教省内外的几位专家,都没有明确答案;一位同行专家还求助于DeepSeek,依然无果。涂敦堂外的文字介绍中说,这里是涂宗瀛晚年读书、著书、刻书的地方,那么“求我斋”是否就设在其中呢?

  颇费周折地走进涂敦堂院内,我顿时惊呆了,那建筑物上赫然挂着“藏书楼”和“求我斋”两块金色牌匾!我寻觅多年的“求我斋”就这样不期而遇地出现了?涂敦堂同样是徽式建筑。从门面看,规模不大,也看不出奢华,可走进院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整个建筑上下两层,“藏书楼”在楼上,“求我斋”在楼下。

  走进藏书楼,发现里面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的多是《四书》类和《红楼梦》等书籍函套,簇新的色彩表明,这些函套不是原物。不仅如此,涂宗瀛是理学家,求我斋还刻印了《二程全书》《朱子大全》《拙修集》等理学著作,可藏书楼里却没有理学文献的展示;藏书楼的横梁上还挂着一块金色牌匾,上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行字,这句名言置于藏书楼很是不伦不类。从整体上看,藏书楼的布展设计既不周全,也不够专业。

  涂敦堂院内介绍说:晚年的涂宗瀛辞官回乡后,以“六安斋”“求我斋”为堂号……在涂敦堂内刊印书籍。虽然我是从事古籍工作的,却并未见识过六安斋刊印的书籍,检索了包括安徽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在内的好几个资源库,也未检出六安斋的文献。至于求我斋刊印文献,倒是比较普遍。根据检索结果,求我斋最早刊印的文献,是清同治九年(1870)刻印的《战国策去毒》和《问心堂温病条辨》;同治十年(1871)又刻印了《二程全书》和《拙修集》等。《拙修集续编》是在光绪九年(1883)刊印的,涂宗瀛也正是在光绪九年辞官回乡的。按照涂敦堂文字介绍的说法,涂宗瀛是在辞官回乡后开始刻书的。这就无法解释此前刻印的各种文献。更重要的是,涂敦堂现在的文字介绍中说,涂宗瀛“是用这种石板印刷技术在涂敦堂内刊印书籍”,并在室内设立了石印展示室。问题是,在我检索的各资源库、数据库中,并未发现以“六安斋”“求我斋”堂号石印的文献;而且涂敦堂石印室展出的石板显示的是“道光九年**正堂邱”“光绪二十八年”字样。道光九年(1829),涂宗瀛才19岁,道光二十四年(1844)才中举人,涂敦堂光绪九年才开始建设;光绪二十八(1902)年,涂宗瀛已去世8年,这些石板显然不是涂敦堂原物,展示品存在知识性和史料性的错误。另外,涂敦堂建筑上金色的藏书楼、求我斋字号明显是后人设置的,缺乏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厚重感。

  在以往从事古籍工作的过程中,我虽然没能发现求我斋的确切地址,但得到的印象是,求我斋似乎设在金陵,这种感觉也符合涂宗瀛的任职经历。涂宗瀛是在同治六年被任命为江宁(即金陵,今南京)知府的,此后在江宁设立刻书处当属合理,刻书处堂号为求我斋,但经常在求我斋堂号前署上自己的籍贯六安,以表示自己并未忘本,也符合古人叶落归根的传统。前几天,应我之请,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同行专家为我发来清同治十年求我斋刻《二程全书》内封的牌记图片,上面显示有“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刊板存金陵”字样,这里的“板”字即指为印刷而雕刻的书板。这个图片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我的推测。另外,求我斋刊印的《拙修集》内封牌记为“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刊曾国藩署检”,曾国藩是吴廷栋的好友、理学同道,也是最早提携涂宗瀛的重臣,当时回任两江总督,官署设在金陵,因而便于“署检”,这也从侧面为求我斋在金陵做了旁证,尽管当时吴、涂二人已任职他处。由于官员的职务不断变动,官员们所设刻书机构不可能经常随之迁移,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求我斋存在一直位于金陵的可能性。据检索,求我斋在清光绪十年(1884)、也就是涂宗瀛辞官回乡的次年,刻印了《何文贞公遗书》《汉学商兑》《陆清献公宰嘉训俗》三种文献,经过七年后,于光绪十七年(1891)刻印了最后一部文献《冷语》。求我斋从最初刻书到最后刻书,前后历时22年,包括涂宗瀛辞官回乡后的8年,因而存在后期将求我斋移至涂敦堂的可能性。

  由于石印技术的效率远高于雕版印刷,涂宗瀛后来以石印取代刻印是可能的。但涂宗瀛在光绪二十年离世,距求我斋刻印的最后文献《冷语》只有3年,因而即便他真的有石印书籍的历史,时间也相当短暂,而且我们没有发现涂敦堂石印书籍的实物。

  至于各种文献和现在的涂敦堂介绍说,涂宗瀛著书若干种,我们检索求我斋刻书或涂宗瀛石印书,都未曾发现,倒是检索到民国九年(1920)芜湖江东印书馆的铅印本《涂大司马年谱》《六安涂朗轩尚书政书》《六安涂朗轩尚书奏议》等。

  不难看出,涂敦堂现在的陈设,从招牌制作、文字介绍到藏书楼书籍,都存在知识性错误和专业性欠缺,因而需要进行全面更新。

  毛坦厂老街的建筑,基本都是徽派风格,两到三进的院落,马头墙,屋顶是木结构,前院有天井,天井下面有水池,寓意肥水不外流。皖西山区为什么会有比较典型的皖南徽州建筑群,在老街和镇上好像都没有看到相关的介绍。有文章说,这是江南商人大量进入毛坦厂后形成的建筑风格。此说当可成立,但未见具体过程的介绍,需要资料的收集和史实的挖掘,地方政府部门和历史文化学者需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从网上看,这条老街的徽派建筑很是稠密,规模也很大,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我很想找一高处做俯瞰,并居高临下进行拍摄,可在老街来回几趟,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老街里有一家承古斋,制作大红袍油纸伞,是六安市非遗传承作坊。从外观上看,房屋有两层,而且上层有向外的窗口。见屋内无人,我问坐在门前的一位老妇人:老人家,我想到你家楼上拍几张老街的照片,可以吗?老人家的表情挺和善,同意我上楼拍照,于是就向里走去,可走过门厅,后面是洗漱间,然后就是破烂的废墟,并没有向上走的的楼梯,难怪楼上显得破败,我只好向老人道谢后离开。走了一段,看到一个背着书包、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开门,估计是租住的学生,我问他附近是否能找到拍照的地方,他说:没有可以俯瞰的地方,要俯拍就只有航拍。

  老街既然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旅游景点,当地政府就不应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对待。可以选择在东西闸口两端外侧、老街保护范围外的某个地方,设立一个观景亭,实行收费管理,一层顺带销售地方特色食品与微型大红袍油纸伞等特色产品,并播放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介绍蒿子粑粑的视频;二楼介绍毛坦厂镇的历史人文,从朱元璋“马政”、元亨兄弟到老街兴起、涂宗瀛等文人,直至现在的毛坦厂中学;三层是观景平台,从上面可以全景俯瞰老街,同时展示游客拍摄的老街照片,以及影视节目在此拍摄取景的照片。

  老街的历史人文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相当的影响力,既然外地的影视作品可以来老街取景拍摄,本土的文艺家何不以毛坦厂的历史文化为自己的创作主题与素材?我就曾有这样的构想:明末清初,一批徽州商人来到毛坦厂从事茶盐生意,老街逐步兴起,有徽商贾而重学,兴办村塾,却遇家庭变故。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粗略回溯元末明初的“马政”、茅滩场到毛坦厂的转变、汪张李陈四大家族的兴起、涂宗瀛建涂敦堂,直至跳跃到现在的毛坦厂中学。可惜,我缺乏创作经验,驾驭不了这宏阔的历史场景。六安文艺家群体中,应该会有人不负皖西乡亲的期待;政府主管部门也可以向全社会招标的方式,组织文艺家创作毛坦厂老街题材的文艺作品。

  毛坦厂镇政府的《老街保护规划》提出了保护、发展、效益三原则,应该说这三个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但现实的状况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这可能源于小镇自身能力与资源不足的限制。我根据这个保护规划和三原则提出的更新涂敦堂陈设内容、设立观景亭、创作老街题材的文艺作品三方面的建议,既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又具有相当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需要更高层面政府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舒和新,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皖西学院研究馆员,从事古籍保护工作28年,将原本不为外界所知的皖西学院馆藏古籍推向全国,馆藏珍本三次应邀参加“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使皖西学院图书馆成为全国学院层次高校图书馆中唯一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2018年被授予“皖西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突出贡献人物”;2019年被评为安徽省“十佳阅读推广人”;2013年被安徽省文化厅聘为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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