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徐兴华(1918~1986)是原民航沈阳管理局(现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父亲是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人，出身贫苦，从8岁起给地主放牛。1932年父亲在家乡大别山自愿参加红军，1935年在长征路上光荣入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19岁的父亲受组织派遣，从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调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战斗、学习和工作。抗大的教学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学员中开展歌咏活动，是父亲经常性的工作。

　　1938年冬天，担任抗大总校五大队宣传股长的父亲接到上级通知，从敌占区来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将要来抗大了解学员上前线的情况，也看看校园群众性歌咏活动开展得怎么样。组织上让我父亲负责接待冼星海，这让父亲既激动又紧张。他想，著名音乐家是什么样子?就凭我，一个13岁参加红军的放牛娃子，对音乐一窍不通，我能与音乐家对得上话吗?

　　那天是陕北高原上少见的好天气，五大队的同学们早早起来，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九点多钟，冼星海来了。只见他年纪在30岁左右，中等个头，不胖不瘦，身穿一套灰布八路军制服，看上去像工人，也像农民，更像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他面带微笑，与五大队的干部战士们亲切握手……“原来，著名音乐家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啊!”父亲紧张的感觉立马烟消云散。

　　按照事先的准备，五大队的同志们先唱了几首歌。然后，父亲怀着敬仰的心情，向冼星海汇报了抗大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的情况。父亲说，抗大校园里经常回荡着革命歌声，特别是您作曲的《青年进行曲》、《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等风靡全国的抗战歌曲，早已成为抗大教员学员们每天都要唱的歌曲。一唱起来，同志们就热血沸腾、士气高昂，许多同志都是高唱战歌奔赴抗日前线的!

　　冼星海饶有兴致地听父亲介绍。随后，父亲请教冼星海如何唱歌，冼星海操着广东口音谦虚地说：“我唱得不好，主要是作曲和指挥。”然后，他站起来说，我来教你们怎样指挥。父亲他们也都一齐站起来，跟着冼星海一招一式地学起指挥来。看到谁的姿势不对，或者做得不到位，冼星海就会走到跟前，手把手地示范，手把手地纠正……当冼星海听说抗大的同志们也想结合战斗、生活、学习写歌词时，连连点头表示赞赏。他先给大家详细地讲了“我们为什么写作，为什么唱歌”的道理，然后耐心教大家写歌词，鼓励大家都来练习。冼星海说：“写歌词要反映党的路线和政策，也要符合艺术的要求，反映群众的呼声，抒发群众的感情，鼓舞群众的斗志。押韵不押韵是次要的，当然押韵更好。参加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常写常练就能写好。”他还说：“音乐是在人民中间产生的，要为人民所喜爱，为人民服务。”

　　中午抗大的伙食很简单，就是玉米窝窝头、白菜汤，炊事员单独为冼星海加了木耳炒鸡蛋。冼星海一看就谦逊地说：“哎呀，这就不必了……”父亲说：“这是我们大家对您表示的一点儿心意。”冼星海就拉着父亲一起吃，边吃边聊。当听说父亲在红军时期就喜欢唱歌，在长征时经常用编歌谣的形式鼓动部队、瓦解敌军，还一直带着一把旧二胡，走到哪儿拉到哪儿时，冼星海特别高兴，对我父亲这种热爱音乐的天性很赞赏，还悉心指教同志们如何拉小提琴。下午，五大队的同志们依依不舍地送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回了鲁艺。

　　那一次在抗大接待冼星海是父亲的偏得，成了父亲一生的前进动力和美好回忆。

　　在冼星海的启蒙下，父亲也爱上了音乐。他反复琢磨冼星海讲的音乐知识，并且大胆地拿起笔进行音乐创作，用文艺的形式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抗大工作期间，父亲还找机会与在延安的贺绿汀、孙维世、塞克等革命音乐家接触，向他们学习写词作曲，学拉手风琴、拉二胡、吹笛子、弹月琴……后来父亲创作的歌曲《人民子弟兵》经塞克同志审词，金紫光同志帮助修改曲子，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父亲填词创作的《立功运动歌》，曾在战斗部队广为传唱，鼓舞了我军指战员的抗战士气。《立功运动歌》的作曲者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但其铿锵旋律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音乐形象之一，在《长征组歌》第十段“大会师”前奏中就融入了《立功运动歌》全曲。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父亲被派到新组建的空军，有15年时间先后在飞行师政委、航校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岗位上工作。他一直牢记冼星海的话，根据空军部队的战斗、训练、生活特点创作歌曲。1953年，父亲写词，于志明作曲，共同创作了反映空军飞行人员精神面貌的歌曲《战鹰之歌》，在空军部队传唱。1957年，《战鹰之歌》获得了空军首届文艺汇演创作奖。(徐海平 )

　　(作者为徐兴华之子、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