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是以勇猛闻名全军的虎将。他于1912年出生于霍邱县叶家集，1929年参加红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生前，他常应部下要求讲长征故事，往往是以这样的话结束故事：“长征路上那真是九死一生，艰险之至!”“我们红四方面军可是两次长征，三过雪山草地，更是历经千难万险，恶战几百次。没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没有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精神是不行的!”

　　风雪西征路 血染三千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4个月，未能打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第四次大“围剿”，被迫率领2万余人的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陶勇时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二营营长，于10月11日随主力突破重围，西越平汉铁路，准备到鄂豫边西部地区休整待机。敌人立即调集重兵围追墙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红军指战员衣单粮缺，忍饥耐寒，冒着严霜冷雨，昼夜行军，沿途大小战斗不断，于19日拂晓进至鄂北枣阳南80余里之新集地区。刚准备休息，追敌一部赶到。陶勇在迷迷蒙蒙中听到远外有枪炮声，立即打起精神，叫醒极度疲困的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激战竟日，打退一师之敌的多次进攻。次日又有3个半师敌人赶来展开攻击，仅在十师当面就投入10多个团的兵力，不断组织猛攻，还不时有飞机、大炮的轰炸。

　　面对优势敌人的围攻，陶勇与指战员们以有我无敌的歼敌决心，与敌人作殊死的搏斗，打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杀得敌人死伤累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胆战心寒。在一次反击中，陶勇率二营攻入敌人阵地，缴了不少崭新的美制自动步枪，但因不会使用，只好与敌人肉博，将敌人杀退五六里。经两天激战，红十师歼敌1000多人，自身伤亡五六百。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谁也不能攻谁，各自放哨休息一天。

　　21日黄昏，又有两师精锐之敌压迫过来，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入夜，红军组织撤退，向西北轻装疾进，急行军80里，次日早晨到达枣阳以西约20里的土桥铺。这时，河对岸有两师之敌堵截我军，更多的敌人追击在后。生死危急关头，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不顾疲劳，不怕牺牲，跳入河中勇猛冲锋，连拔河对岸十几座堡垒，突破敌河岸防线，打退敌人的几次反扑，接着击溃控制襄阳至花园公路的敌人1个旅，再次冲出重围。

　　枣阳新集、土桥铺两次血战，虽未能实现消灭或击破敌一路、相机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预想，但也歼敌3000多，粉碎敌人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于襄、枣地区的企图。部队连夜行军，渡白河，走新野，过邓县，奔淅川，沿途百余里荆棘丛生，渺无人烟，无法筹粮，指战员们只能靠野菜、山果充饥，还要时刻防范和打击小股敌人、反动民团的阻击、袭扰和破坏。

　　已是深秋，霜重风寒。可红军指战员还穿着夏天的单衣。更烦心的是，陶勇和大多数干部战士一样，由于长期行军打仗，双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都可以看到斑斑血迹，有的红肿化脓，有的感染溃烂，甚至露出白骨。在过七十二道河时，战士们一天趟过70多道河流，每隔一会双脚就插进凛冽刺骨的冷水里，像刀扎一样痛。就是这样，大家没有一人叫过苦，喊过痛，一路行军作战，一路流血牺牲。

　　10月底，部队从淅川西南涉过丹江，忍饥熬寒向西急进。这时，红军从丹江南岸走山路、小路;敌人走江北大路，隔江平行追击，不时以飞机、大炮轰击红军。11月2日，红军到达鄂豫陕交界处的南化塘地区，准备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第三天敌人就从东、南、北三面围攻上来，红军虽经几番激战未能打退敌人，只得沿深山沟向西突围，而前方漫川关一线又有7个团的敌人在防守截堵，地形极为不利，红四方面军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勇猛冲杀，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拼杀中，陶勇左臂中弹，仍坚持战斗，尔后随部翻越秦岭，激战关中，直逼西安近郊，屡挫强敌。12月，风雪弥漫，寒气袭人，红四方面军克服衣单粮缺伤病多的重重困难，再次翻越莽莽秦岭，涉渡汉水，风雪严寒中翻过210里的大巴山，于12月下旬抵达川北，完成了战略转移，保存了14000余人的战斗骨干，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征途中，因敌人始终紧咬不放，步步紧追，红军只有边打边走。后来，陶勇在回忆这次长征的情形时，曾形象地比喻说：“那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三过雪山草地 艰苦转战一年半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行动，实行外线作战。已任红四军二十八团团长的陶勇先后参加广昭战役、陕南战役，3月底率全团1700余人开始强渡嘉陵江，再次踏上长征之路。

　　北川河谷是我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担任后卫的红四军坚守伏泉山、千佛山一线两个多月，打退敌人90个团约14万人的无数次进攻，确保这一通道的安全，掩护十万大军(包括红四方面军主力8万余人和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地方武装、地方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的西进行动。一次，敌人调集6个团进攻红四军前沿阵地伏泉山，军政委王建安派二十八团火速增援，并对陶勇说：“全军成败，在此一举，你胜我安，你败我危，红四军的安危系于二十八团。”陶勇坚定地回答：“请政委放心，守不住阵地，我不活着回来见你!”

　　陶勇因作战勇猛不怕死、生性乐观好动、顽皮滑稽而被战友们称为“傻子”团长，但行军作战毫不含糊，完成任务不折不扣。他立即率部跑步赶到伏泉山，向刚刚突入我军左翼阵地的敌人发起反攻，乘敌立足未稳，一鼓作气冲人敌群展开肉博，经过激烈拼杀，终于杀退敌人。第二天，敌人在两架飞机助战下重新组织集团冲锋，陶勇带领战士们坚守阵地，一连打退敌人的7次攻击。后来连日阴雨，陶勇主动放弃前沿河谷，将两团之敌放入河谷地带，然后率部迂回到敌后，与兄弟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前后夹击敌人。河谷之敌因路滑水多，行动不便，时时处处被动挨打，被消灭大半。其余敌人见势不妙，狼狈逃走。

　　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陶勇发动全团官兵向红一方面军捐献大批衣物和其他慰问品，随后编入右路军北上。8月下旬，二十八团第一次通过草地后，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渴，在包座战斗中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歼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但张国焘却反对红军北上，率部回头南下，再过草地。

　　草地，一望无际如茫茫大海，荒无人烟。污水烂泥之上杂草丛生，没有道路;而且气候无常，时而酷暑蒸人，时而雪花飘飘。第一次过草地时红四军先向南佯攻敌人，掩护大军北上，走在最后。因为草地上能吃的东西、能喝的水已被先头部队采完，所以在七八天的草地行军中，红四军比兄弟部队更加困难。而经过长期饥渴寒暑煎熬和行军作战的消耗，指战员们的体力越来越差，因此第二次过草地又比第一次过草地更加艰险，不少人因体弱抗不住饥寒冻饿而死，或陷入灭顶泥潭。陶勇带领全团指战员充分发挥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精神，尽量节省粮食，多吃野草、草根甚至牛皮、皮带充饥，一把干粮分着吃，一杯清水匀着喝，一件衣服让着穿，一床毯子合着盖。他还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帮体弱的战士背枪，最后又把心爱的坐马打死，分给战士们充饥，终于在9月下旬带领全团第二次走出草地。

　　随后，红二十八团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于10月11日强渡大金川，12日攻占绥靖，10月下旬向东翻越了堆冰积雪的夹金山，11月上旬突破紫石关，袭占天全县城，击溃刘湘的王牌部队“模范师”。南下转战中，陶勇率部时而担任全军后卫，坚决打垮敌人的追击;时而担任全军前锋，突破敌人的封锁堵截。但由于行动方针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局面，部队消耗很大，被迫西进川康边区。西进途中部队再次翻越夹金山，又翻过折多山的多座雪山，还翻过大雪山山脉的主峰、被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经受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磨炼。

　　1936年4月初在部队整编中，经过红军大学短期学习的陶勇被任命为红九军教导师师长。他根据未来北上时的敌情和地形，带领部队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着重训练打骑兵、打堡垒、山地作战、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7月，红九军北上，以近一个月的时间纵向穿过茫茫草地，经受了更为严峻的考验。8月，陶勇率部进入甘肃南部，参加岷洮西战役和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于10月中旬与红一方面军一部会师于甘肃会宁，终于结束近19个月的长征。

　　血战河西走廊 九死一生到延安

　　10月27日夜，红九军以突袭手段西渡黄河，开始更加悲壮、艰苦的西征。因部队缩编，陶勇改任二十七师副师长。11月4日，陶勇参与指挥二十七师的5个营坚守打拉牌阵地，与敌激战7小时，将进攻之敌3个骑兵团5000余人全部击溃，毙伤俘敌500余人。方面军指挥部称二十七师“实可为全军之模范”，号召各军“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

　　11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将渡过黄河的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方面军指挥部计21800余人改称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红九军于10日拂晓攻占古浪县干柴洼，随即遭甘青马家军阀步骑4个旅的攻击，激战两天，九军伤亡300多人。11日夜间，陶勇率二十七师一部掩护军主力撤离后向横梁山转进。13日，二十七师乘虚袭占古浪城。15日，九军6000多人全部进抵古浪城。次日拂晓，马家军集中步骑5个旅并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古浪城发动猛烈进攻。陶勇率部依托外围阵地和残破城垣节节抵抗，予敌以严重杀伤。战至18日晚，九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近半，被迫转移，向驻永昌的红三十军靠拢。

　　西路军本是一支久经艰苦转战、未及休整补充的疲惫之师，渡河后一直遭受优势敌人的围攻，加之塞外严寒，大部分指战员穿单衣草鞋，粮少弹缺，体力难以恢复，伤亡越来越严重。12月上中旬，二十七师在永昌县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一带血战伤亡700多人，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牺牲。危难之时，陶勇继任团长，收集、整理残余部队，努力再战。

　　1937年1月28日晚，西路军余部1.3万人再次进占临泽县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5公里之地的43个屯庄。第二天，马敌就纠集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和大批民团，紧紧地包围了倪家营子，连续猛攻红军阵地。红军无日不战，陶勇时刻未离战场。因枪弹越来越少，他把营、连长找来，专门研究并传授与敌人拼大刀的技术。每当敌军蜂拥而至时，他就率领战士们挥动大刀、长棍与敌肉搏，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战至2月27日，西路军歼敌万余，自身又伤亡过半，粮食、水源已尽，遂西移至三道柳沟，又受敌军分割包围。

　　3月10日晚，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的二六五团陷入重围，总部命令九军八十一团和七十三团务必要在天亮前把他们解救出来。陶勇不顾自己已经受伤，毅然率部跑步前进，在二六五团阵地外围，利用一片树林的掩护，猛砍猛射敌人的战马。二六五团官兵乘敌人慌乱之际向外突击，终于冲出包围，靠拢了总部。

　　11日晚，西路军再从三道柳沟突围，准备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腹地。12日晨，红军经一夜急行军刚撤至梨园口，敌军3个骑兵旅和3个步兵团又跟踪追来。担任后卫的红九军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迅速抢占山口南侧的一些山头和塄坎，顽强阻击追敌。陶勇和战友们怀着满腔悲愤与怒火，与敌人反复拼杀，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捅、马刀砍，用木棍打、石头砸，用手掐、牙齿咬……激战竟日，敌军遗尸遍野。九军近千人大部壮烈牺牲，陶勇和部分幸存者乘天黑夺路向康龙寺转移。

　　随后，九军余部200余人奉命在山区打游击，以继续掩护李先念率领的残余主力千余人向新疆转战。战斗异常惨烈，红军牺牲巨重，队伍被冲散，随李先念到达新疆星星峡的也只有420余人。陶勇在弹尽粮绝、与部队失散后，东躲西藏，一路化装要饭奔往陕北，途中被敌人抓住，关进甘肃凉州监狱。在狱中，陶勇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被罚做苦工，不久，他又被解往西安。1937年秋，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面营救，陶勇才离开西安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从此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作者蒋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