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柱成将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长征途中曾任中共大金省委书记，抗战时期参加了党的七大，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秀工作者。他来自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生为群众利益而奋斗，被人们称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保卫红色土地

　　何柱成，1911年出生于六安县狮子岗乡(今属六安市裕安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团，参加了六霍起义后，编入六安河西红军游击大队，在淠河以西一带开展打土豪、斗恶霸、消灭地主民团的斗争。193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红军游击大队分队长，参加土地革命斗争。

　　1931年2月，河西游击大队扩编为六安游击师。5月1日，游击师1000多人和赤卫军数千人齐集蔡家庄，发起河西起义。何柱成参加了河西起义，起义军先后攻下桥头集、王家集、火星庙、新安集等地，使淠河以西六安、霍邱、霍山、商南苏区联成一片。六安河西农民起义胜利后，淠河以西的区、乡、村级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何柱成家也分得3石田(约合15亩)。为了保卫苏区，保卫革命成果，他积极参加河防军，决心守住赤白区交界的淠河。

　　当时，淠河以东聚集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武装、反动红黄学刀会，还有从河西跑到河东的地主恶霸和民团武装，经常进攻、骚扰河西地区，牵牛、抓人、烧房子、抢东西、割庄稼，无恶不作。在县苏维埃政府、县赤卫军司令部和红军游击师的组织指挥下，河西各区乡特别是沿河各村的赤卫军都上了河沿，每隔一段设一个岗哨，红军游击队则担任巡防任务。何柱成所带的分队只有20几支土枪和一些刀矛，没有钢枪，战士们最大的心愿便是从敌人手里夺取钢枪。因此，在巡守河防的同时，他还多次乘风雨之夜偷渡过河，袭击河东的民团武装，夺取了一些枪支。守岗巡防之余，他和战士们还大量地削竹签、刮木牌，刻写宣传口号和苏维埃政府法令。竹签和木牌顺流而下，在下游一带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使下游贫苦群众向往苏区，设法帮助苏区。

　　为了打破敌人的沿河封锁，他率游击队参加了大规模的河防破袭渡河行动，拔掉河东敌人的许多据点，还几次武装护卫大批群众到河东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盐仓，除召开当地群众大会当场分掉一些粮盐外，还挑回部分粮盐到苏区。

　　1932年3月，他参加了配合苏家埠战役的作战行动。5月上旬，何柱成所在的游击队编入皖西北独立第三师，同月下旬编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先后任排长、连指导员，并随红二十五军解放河东大片土地。6月起，他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转战于六安、寿县、霍邱一带广大地区。由于敌众我寡，至9月间，红七十四师因减员较大撤销番号，他被编入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任九营政治委员，但很快又调回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三营政委，转战于麻城、英山、七里坪、冯寿二等地，每天不是打仗就是行军，他和许多指战员连做梦都是在与敌人进行肉搏，一直没有得到休整。部队伤亡很大，根据地越来越小，形势越来越恶化。血战4个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何柱成两次负伤，仍坚持随军转战。

　　长征途中的省委书记

　　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向西突破平汉铁路，七十三师担任后卫。12日上午，七十三师刚过铁路几个小时，尾追之敌就疯狂攻击上来。为掩护主力和辎重部队迅速西撤，二一八团副团长徐深吉与何柱成亲率三营和特务连，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发起反击冲锋，一举击溃高地上向红军行军纵队扫射的敌军一个营，接着乘势居高临下，猛追溃敌，将溃逃之敌和跟踪而来的敌军一个团打退五六里，使被敌军冲散的总部大行李和电台人员又集合起来跟上了大部队，也为主力西撤赢得了时间。冲锋中何柱成腿部中弹骨折，被担架抬到方面军总医院治疗，随军西征。但经过10月19日至22日枣阳新集、土桥铺两次生死大拚杀，部队伤亡大，担架少，组织上曾给他30元大洋，动员他就地隐蔽治疗养伤，待伤好后再找部队。何柱成拒绝了银元，坚决要求随军行动，不顾部队每天行军打仗、自己伤势恶化甚至牺牲的危险和跋山涉水的艰辛，有时与其他伤病员轮流骑马，有时拄着木棍，艰难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荆棘丛生的小道之上。在陕南商县、柞水一带，部队接连几天每天要趟几十道河水。何柱成尽管已是双脚肿烂、皮开肉绽、骨伤未愈，但仍然不时将双脚插进冰冷刺骨的河水，趟过一道道浅河。在战友们的帮助、搀扶下，他终于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跟随部队穿过桐柏山，连涉唐河、白河、淅川、丹江等河流，进军关中，两越秦岭，南渡汉水，顶风冒雪翻越二百里的大巴山，于年底到达川陕边区，开始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在治疗养伤期间，何柱成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分院党委书记、分院政治部主任，1933年11月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校长，负责培训县区级党员干部。12月，他参加了在巴中城召开的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后不久担任中共巴中道委书记。当时川陕省委下辖巴中、绥定两个道委，其中巴中道委辖巴中特别市和通江、南江、广元、旺苍等县党组织，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首府所在地。而这时，25万敌军已开始大规模的“六路围攻”，何柱成在带领道委开展党政各项建设的同时，以主要精力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支前参战、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全区仅参加支前运输的群众就有几十万人，为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何柱成率道区机关和部分地方武装随后渡江，从此又踏上长征之路，八九月间连续两次过草地。10月上旬，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大金省委，由何柱成任省委书记，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能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的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0月12日，红四军攻克绥靖(今金川)城，何柱成随即率机关工作人员进城，将省委机关设在城内正街张兴成房子里，迅速开展地方工作。首先建立健全党政群团领导机关，很快就组建了少共大金省委，相继建立了绥靖县委、崇化(今属金川)县委，以及绰斯甲道委和丹巴、道孚、懋功(今小金县)、宝兴、芦山、党坝、松岗、卓克基等地的党组织;接着，派出干部发动群众，领导成立了格勒得沙(藏族)中央政府和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军团;大力组建省和各县各民族的地方武装，建立了省委直接领导的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格勒得沙革命军团和回民支队;建立了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土地革命，并开展清匪肃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扩大红军等项工作。因为他本来是红军军事干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又以很大精力开展建军、扩红工作，所以在1936年2月召开的中共大金省委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大金省委进行了改组，改称金川省委，邵式平、周纯全先后任书记，何柱成改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金川军区独立第一师)政委，主要任务是组织训练地方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肃反、维护社会治安和生产秩序，协助主力红军作战。

　　由于当地环境恶劣，粮食来源枯竭，且强敌环伺，红四方面军被迫于1936年3月西进甘孜，6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北上时，独立第一师全部编入红五军(原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何柱成调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九十月间第三次通过茫茫草地，激战甘南。三军会师后，他又随总部西渡黄河，浴血奋战在河西走廊、祁连山脉。1937年1月，西路军伤亡惨重，再次精减机关，何柱成调任红九军政治部民众运动部部长，努力发动当地群众支援红军，终因敌众我寡、环境恶劣，红军被迫分散突围。西路军失败后，他历尽艰险，沿路乞讨，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为人民解放而战

　　1938年2月，何柱成从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从延安到晋东南，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委(此后归一二九师指挥)，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察南、晋察冀军区的反“八路围攻”等战役战斗。1940年2月，六八八团与晋豫游击支队合编，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一旅，他先后任副旅长、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1942年夏，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新一旅掩护师部和大批群众转移后，他和副旅长黄新友率领突击营以敌进我进战术，深入敌后打击敌人，曾奇袭有日军重兵驻守的长治飞机场，烧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1943年3月，新一旅编入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他任分区副政委，参与指挥全分区军民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的春、夏季“扫荡”，并发动局部攻势，攻克、逼退日伪许多小据点，不断扩大解放区。8月，为歼灭侵犯我抗日根据地的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主力，八路军太行军区发起林南战役，何柱成参与指挥由第二、三、二十、三十二、七六九团和冀中警备旅三十二团组成的西集团作战行动。西集团主力从平顺、壶关地区出发，远距离奔袭河南林县及其周围地区伪军，先后攻占林县城、合涧、原康、临淇、平罗等地，全歼伪前敌指挥部和保安司令部等部伪军，并打退自安阳、辉县出援之敌。林南战役歼敌7000余人，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人口40余万，巩固扩大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的根据地。

　　早在1939年冬，何柱成就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4年4月，经过两个月的艰险跋涉，他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几名代表冲破日伪顽军的重重封锁，终于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一边参加学习和整风运动，一边参加生产劳动。1944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他作为547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党的七大，会后返回根据地参加反攻作战。

　　1945年8月，为适应大反攻作战形势的需要，太行军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将第三十二、四十六、五十二团合编组成石何支队，石志本任司令员，何柱成任政委，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进攻，并于九、十月间参加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攻和抢占华北战略要地与交通线的企图。11月，石何支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与纵队主力担负保卫太行解放区的任务，先后参加山肖河、白晋、安北作战，给侵犯解放区之敌以沉重打击。

　　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人民群众希望和平生活，但国民党却发动全面内战。在自卫作战中，何柱成率十七旅于1946年8月参加出击陇海路战役，随同六纵主力攻歼兰封之敌3000余人，拆毁该段铁路，接着奔袭杞县，会战定陶、滑县，闪击金乡、鱼台，解放柘城、亳州，至1947年3月参加豫北攻势作战，歼灭了大批敌人。

　　在自卫作战中，何柱成不断开展部队政治工作，在指战员中进行宣传教育，以团为单位开办干部轮训班和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训练班，重视党员发展工作和连队支部工作，在作战中大力鼓舞部队的战斗意志，克服右倾畏缩情绪，并深入进行党的作战方针的教育，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广泛地进行诉苦教育、形势教育、新老兵互助立功教育，加强军政训练，使部队提高战斗力，并以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1947年6月30日夜，何柱成率十七旅从濮县东南之李桥、于庄一带突破黄河天险，割裂围歼山东鄄城之敌，接着与六纵主力攻歼定陶之敌4300余人，并参加六营集、羊山集之战，为取得鲁西南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8月7日晚，刘邓大军4个纵队12万多人南下，冲破敌人的合围圈，千里跃进大别山。何柱成和旅长李德生率十七旅随中路大军行动，护卫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沿单县、虞城、亳县、界首、临泉一线南下，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艰难障碍，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飞机大炮的轰炸，于8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在鄂东麻城、黄安、浠水、广济等地展开，前锋直抵长江边，威逼武汉。当敌人纠集33个旅的优势兵力围攻大别山根据地时，他率部与敌周旋，牵制了大量敌军，与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完成在敌人心脏插上一把尖刀的战略任务。

　　1948年夏，何柱成调任皖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在抓好军区各级地方武装政治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群众利益，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当时，由于敌人的残酷“清剿”和破坏，皖西军民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和困难，正如1948年12月20日，他在皖西军区年度政工会议上所作的《组织宣教联席会议总结》中所说：“这一年来的困难是八年抗战和两年自卫战争所没有遇到的，有些地方成了无人区，在某些地方也超过了红军长征时期的困难”。

　　面对这种形势，富有长期政工经验的何柱成殚精竭虑，积极谋划，狠抓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意志信念教育、气节教育以及形势、政策、纪律的宣传教育，努力纠正“左”右倾错误，克服失败恐慌情绪和各种思想混乱，不断培养、提拔干部，开办各级干校，在独立旅和各分区设立轮训队、教导队，在全体官兵中开展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运动，发展党员，健全党团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和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保障思想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统战工作、保卫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等各项政治工作的有力进行，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念，使各级武装地方化、工作队化，普遍组织工作队帮助地方党政组织广泛发动和团结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恢复、发展生产，保护、扶持工商业，加强政权组织建设，发展地方武装，提高战斗力，不断打击敌人。经过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到1948年冬，终于渡过难关，赢得皖西形势的全面好转。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1949年4月，何柱成担任中共皖北区委员会委员、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但仍留在六安指导原皖西军区各分区的武装工作、剿匪工作和群众工作。当时因解放军主力渡江南下，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散兵游勇、反动会道门和土匪、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编组政治性股匪1.5万余人，妄图开辟“第二战场”，在鄂豫皖边区各县疯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掀起血雨腥风，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支前和发展生产，皖北区党委把“彻底肃清残余武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作为中心工作，何柱成参与指挥警备旅和各分区部队及县区乡武装开展分区清剿，在剿匪斗争中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对匪特的政治攻势，至6月底，仅六安地区内就歼匪达2636人，使我控制区由4月份的24个区、1116个保扩大到39个区2535个保。

　　股匪经我打击后，转入分散隐蔽，化整为零，与我军周旋，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争。为彻底肃清大别山区匪患，华中军区和华东军区决定实行三省会剿，统一行动，8月间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简称边指)，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拟调任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何柱成任边指副政委兼东线剿匪指挥部政委。东线是剿匪的重点地区，参战部队有第二野战军第二十八师、三野二十四军第七十一师、皖北军区警备第一、二旅、华东骑兵第二十五团、徐州警备第五团及六安、安庆两个军分区的武装。9月5日，三省会剿开始，实行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清剿，各线严密协同，彻底肃清匪患的方针。在何柱成的主持下，东线参战部队加强了政治工作，大力进行阶级、政策和纪律教育，克服面对胜利向往城市生活的倾向和麻痹轻敌思想;进行组织整顿，清洗反革命、特务和不法分子，纯洁队伍;实行军政合一，团、营干部分兼县、区领导;加强保卫和情报工作，普遍设立情报网;从地方和部队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分赴各地发动群众，订立防匪公约，组织武装自卫;加强敌军工作和政治攻势，广泛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做好投诚、被俘人员和匪属的管训、感化工作，以各种方式分化瓦解股匪。为了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各部队都动员指战员帮助群众抢收抢种、干农活和家务，抽调医务人员义务巡诊，有的部队还成立公营商店和供销社，赔本销售生产生活必需品，从而团结了群众，孤立了匪特。尤其是剿匪部队通过帮助驻地群众秋收、种菜、挑水、砍柴、挑粪等劳动，使群众看到剿匪部队是人民的队伍，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便主动帮助部队剿匪，为部队带路、提供情报，劝导匪兵、匪属悔过自新，分化瓦解匪部。在9月5日至30日的三省会剿期间，东线剿匪部队共俘匪3269人，其中71%的土匪是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投降自新的。在剿匪斗争中，他还带头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社情、民情和匪情，具体指导剿匪工作，并且不顾路途艰险，两次到武昌参加边指工作会议。由于政治工作的有力保障，皖西地区的剿匪反霸、经济生产、支前、基层政权建设、社会改革各项工作都顺利进行。

　　此后，何柱成历任华东军区皖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皖北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安徽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5月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起任济南军区党委副书记，1965年任济南军区副政委。

　　和平建设时期，何柱成更加爱兵爱民，关心群众疾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多次到灾区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驻点村更是挨家挨户地走访，与干部群众研究生产救灾和脱贫致富的具体措施，带领灾区特别是驻点村的群众编条筐、烧砖瓦、搞建筑、做木活、赶马车、跑运输，农闲时节大挖台田、条田，疏通水道，根治水涝灾害。他还经常拿出自家的部分口粮和衣服送给困难群众，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人们赞扬他“官大没架子，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

　　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初，何柱成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挨整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极力维护部队稳定，不顾自己体残多病，多次到红卫兵中做工作，劝导他们不要乱打乱砸乱揪斗，不要冲击机关、影响生产。由于长期过度劳累，“文革”中又受冲击，积劳成疾的何柱成于1967年2月发生脑血管破裂，从此卧床不起， 1974年9月病逝于济南。

　　2006年11月重写

　　(作者蒋二明)